边徼县令治绩尤著
周敦颐，字茂叔，原名敦实，因避宋英宗旧讳改名敦颐，道州营道（今湖南道县）人，生于宋真宗天禧元年（1017），卒于宋神宗熙宁六年（1073）。晚年隐居庐山之莲花峰麓，筑书斋。因屋前有一溪，乃以其家乡濂溪为之命名，亦称书斋为濂溪书堂，于是后人又称他为濂溪先生。其任过洪州分宁县（今江西修水县）主薄、南安军（今江西大余县）司理参军。宋仁宗庆历六年（1046）冬，提任郴县（今湖南省郴州市苏仙区）县令，皇祐二年（1050）改任桂阳县（今湖南汝城县）县令。
汝城虽建县较早，然当时地处边徼，经济贫困，教育落后，时有盗贼捣乱社会安宁。周敦颐到任后，尽心治县，成效逐显。
兴修水利促农桑。史载县城南五里有耒山，即城头寨，是炎帝神农氏首作耒耜之地，后人建有神农庙祭祀。周敦颐感先人之伟绩，于每年立春之日，亲率吏民到城头寨神农庙祭祀先祖，下田扶犁，劝事农桑。他还非常重视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的建设。据清同治《桂阳县志》载，县内最早建成的官塘是泉塘池，“在县东六里许，尖岗岭下，亦说是宋濂溪凿，灌田数十顷，今湮”。周敦颐初到桂阳时，这里是一个仅有三千余户的偏远小县，境内山涧沟壑纵横，农业基础设施薄弱，抵御自然灾害能力差，水涝干旱经常出现。周敦颐为改变这种状况，组织民众筑山塘、修水渠。他亲自爬山越岭，考察地形，确定了泉塘池的坝位。并采纳工匠意见，使用石灰、黄泥、沙子加糯米稀粥制成的三合土筑坝。在大兴官塘的同时，他又号召乡绅大户捐资修筑民塘。从而使得全县防汛抗旱能力大为增强，鼓动了民众耕作的积极性。浙水河（古耒水）上游的星村、下青各自擅长木犁和斗笠，自古就有“下青的斗笠，星村的犁”之美誉。他每每为村民勤耕乐作而高兴。在桂阳（汝城），他写下了《牧童》一诗，表达了欣悦之情：“东风放牧出长坡，谁识阿童乐趣多。归路转鞭牛背上，笛声吹老太平歌。”
创办县学兴师道。汝城的县学为周敦颐首创。据民国《汝城县志》记载：“按《通考》，宋初有郡国乡党之学而无州县学。皇祐四年，始诏州县立之。”为创办县学，他号召乡绅捐资办学，带头捐出自己的俸禄，并修复了孔庙。还在大成殿内开辟讲堂，亲自授课。周敦颐的兴教之举，开启了汝城教育的新风。
植莲修身纯民风。据《郴州水利志》载：“（汝城）爱莲池是郴州地区史料记载有明确年代的最早的池塘，系周敦颐为邑令时所凿。”《汝城县志·建置志》云：“爱莲池，周濂溪为邑令时所凿。遗址在典史署北，县堂之东。”周敦颐在汝城凿池植莲，并以莲花之高洁，寄托心志，修身养性。县志记载，他在爱莲池旁建一亭子，名曰“养心亭”。先生常在此吟咏诗文。宋嘉定十五年，桂阳县令周思诚在《初建濂溪祠记》中记：“邑之士尚能记盗火前，县厅有木匦一，其高四尺，其阔视其高加尺焉，以贮官文书。其上锓‘庆历四年，桂阳县令周’十字，而书押于下，实先生时旧物，然煨烬亦久矣。”木匦是一种书柜，用于存放官署文件、案卷和读书资料等。此记载虽年份有出入，但说明一介县令，尚能如此清廉为政，确为楷模。周子植莲修身之言行，廉洁俭朴之风范，对汝城淳朴民风及清廉官风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惩恶扬善倡正气。周敦颐为官尽心于政事，断案公正清明。其在桂阳任县令期间，每遇案件，常翻山越岭，到实地了解案情后再升堂公审。为使讼案公断，他还经常率衙役亲捕逃贼。他判案刚正不阿，公正无私，赏罚得当。他的公正清明、匡扶正义和惩恶扬善的浩然正气，令衙门里的众官吏肃然起敬，也深获当地民众的赞誉，促进了社会正气上升，邪气收敛，风清气正。
周敦颐任桂阳县令四年间，励精图治，倡民教化，劝耕讲学，政绩卓著，把汝城治理得政治清明、民风淳朴、文风渐兴、农商兴旺，讼庭之事也日渐减少。其在南安任职时的上司虔州知府，也是相知赵抃，在寄周敦颐诗中对他在湖南的政绩给予了赞誉。赵抃《寄周茂叔》诗为：“君向濂溪湖外行，倅幡仍喜便归程。九疑南向参差碧，二水秋临彻底清。诗笔不闭真吏隐，讼庭无事洽民情。霜鸿已到衡阳转，远绪凭谁寄数声”。《宋史·周敦颐传》评价其是：“移郴之桂阳令，治绩尤著。”
治学立说开阐道学
周敦颐志趣高远，博学力行。其所处的北宋赵氏王朝虽统一了中原，结束了长期混乱和战争的局面，国家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发展。但随着外来文化冲击，正统的儒家文化思想的影响每况日下，加之政治腐败，道德沦落，使得胸怀大志的周敦颐非常焦虑，促成了他为振兴传统儒学，寻求正道治国文化之研究。
汝城虽属边徼之地,但儒、释、道传入汝城较早。汝城，道教、佛教分别于唐朝中期、唐朝末年传入。民国《汝城县志》载：“世传智俨与南华六祖大师，同时云游至县，袖带一古铜如来佛，约五千觔，先到开山铺北路西二里，盖石峰寺，为住持。”还有如白云仙、道士仙、白石庵、西禅寺、报恩寺、圆明庵等寺院宫观在周边影响较大。白云仙通天祠始建于唐朝未年，历史上曾为湘粤赣边界道教中心。板栗乃道家的养生食物，曾被道家尊为“神树”。汝城自唐代就随道教的传入而引入种植。至今，永丰等地还生长着数株几百上千年板栗古树。
周敦颐对儒释道学颇有研究，并喜结交有学识之人，常常与高僧、道人游观山水，吟诗作赋。他尤其与陈景元酬唱来往较多，对道家朴素的哲学思想感受甚多。汝城距禅宗祖庭，即广东韶关的南华寺仅百里之遥，又有名家引佛入汝，佛家禅宗的心性命理之说广为流传，对周敦颐也有较深的影响。所以，周敦颐对儒教、佛教、道教之精华感悟较深。出于对传统文化的审视，面对当时宋朝出现的道德危机，引道援佛入儒的思辨日渐形成。在与道家的交往当中，他被道家的生态伦理思想所感染，深感“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因而在为政之余，常留连往返于山水美景之间。但是，周敦颐对山水的陶醉，并不是消极的避世，而是在景观物象中去领悟大道，探求生命的本源。他常游县郊朱家湾（今予乐湾），登高俯瞰，见此四周环山，古耒水（今浙水河）呈S形南北贯流，两个村庄恰处阴阳鱼眼，山水互动，自然和谐，苍穹下呈一幅天然太极图，天地人融为一体，幡然而悟，正与其思想理念相通，经思衬琢磨，遂创《太极图》，并著《太极图说》。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以儒家学说为核心，把儒、道两家的自然观念结合起来，借鉴佛家禅宗的心性命理学说，对中国文化的有机宇宙论和道德缘起论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并且引向哲学本体论的探讨。其首开道学之路，成为了宋明理学的奠基之作。
北宋时期，并未产生普遍意义的总体“理学”。总体“理学”的产生，是后人的概括。一般地说，人们大都以北宋“五子”的学术创造活动为标志，判断理学产生于北宋。在南宋初，胡宏总结北宋学术，将二程与周敦颐、邵雍和张载的学说整合为一体，统称“道学”。道学严格意义上是指二程兄弟倡明的洛学一系。道统之传，始自尧、舜、禹，传至孔子，中经孔门弟子颜、曾、思、孟发扬光大，孟子后遂失其传，一直到二程兄弟“续夫千载不传之绪，道统才得以重建，从而构成了一个上继孔孟之道，下延二程的传承谱系。”而二程师从周敦颐，独授《太极图说》，有“吾与点之意”。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对理学有发端之力，更有开启程学之功。后经张栻和朱熹等的进一步阐发，终成为理学史上的定论。人们论及在传道和创建理学时，归功于北宋“五子”，即舂陵有周子敦颐，洛阳有邵子雍、大程子颢、小程子颐，而秦中有横渠张先生，并以周敦颐为五子之首。所以胡宏论定周敦颐为“道学宗主”（南宋胡宏《五峰集》）。这一论断渐被后人所认同。朱熹誉之为“先觉”、“宋儒之首”。
讲学授道育出高徒
程颢（1032～1085）字伯淳，人称明道先生，原籍河南府(今河南省洛阳市)，生于湖北黄陂县。宋代大儒，理学家、教育家，封“先贤”，奉祀孔庙东庑第38位。
程颐（1033～1107）字正叔，人称伊川先生，原籍河南府(今河南省洛阳市)。理学家和教育家。为程颢之胞弟。历官汝州团练推官、西京国子监教授。北宋元祐元年（1086）除秘书省校书郎，崇政殿说书。封“先贤”，奉祀孔庙东庑第39位。
二程曾于周敦颐任南安军司理参军时师事周子。皇祐元年（1049），其父程珦受命移任广西龚州知州，从江西赴任广西途中经过郴州，携二子一道会见了时任郴县县令的周敦颐。程父考虑到广西正值兵乱过后，“欧希范”之乱余孽未除，岭南蛮侬智高作乱始兴，社会仍然动荡不定，自己又重任在身，既无法分心教育二子，又当心二子的安危，加之二程兄弟在南安时从学于周敦颐时间不长，故让二子留郴随周子继续学习，自己则携夫人赴任。皇祐二年（1050），周敦颐改任桂阳（汝城）令，二程亦随周子到桂阳（汝城）从学。后因二程母亲患瘴疠，二程于皇祐三年底或四年初到龚州护送母亲北归。因此，二程第二次师周子的时间有两年多，其中在桂阳（汝城）时间有一年半以上。
在桂阳（汝城），周敦颐常携带二程郊游山水，一方面带他们一同感受大自然之大美，一方面随机授道传业。皇祐二年的春夏之交，正值花木茂盛，生机盎然之际，周敦颐携二程郊游朱家湾。此地此时，四面环山，一泓丽水；江开两岸，绿树成荫；云淡天高，轻风送爽；杨柳飘拂，花团锦簇，好一派惹人心醉的江南风光。正值师徒兴致之时，周敦颐将《太极图》授予二程，并现场口述点拨。程颢得道而悦，触景生情，吟出七言绝句《春日偶成》：“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时人不识予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此诗后载入《千家诗》之首。
二程在汝城师事周子郊游予乐湾作《春日偶成》的佳话，汝城的古代诗文及历代县志所录的诗文中均有记载。南宋嘉定十五年（1222），桂阳（汝城）县令周思诚在《濂溪祠记》载：“濂溪周先生去孔氏千五百余年，一旦复振洙泗坠绪，昌明道脉，传示圣学于无穷，使百世而下闻之者，犹足以释蒙启蔽。庆历间，尝宰桂阳，去今仅百八十年。而县屡经盗火，先生流风遗迹，乃仿佛无复存焉。县西五里，有山环合，林木茂翳，而溪流清泻，萦纡其间，土人号其乡为‘予乐’，岂亦因先生而名之欤?思诚窃记程明道先生‘有过前川而予心乐’之句，盖明道尝从先生游也。今读其诗，亦可想见先生之迹矣。”古《桂阳县志》记载也较明确：“予乐窝。在县城西五里江口，二程从学濂溪至此。有‘时人不识予心乐’之句，后人遂名其地为予乐窝。俗名为‘予乐湾’”。
周敦颐所授之道，对二程思想学术的发展产生了直接而又深刻的影响。周子的《太极图说》之动静阴阳，二气五行，形生神发，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以至中正仁义等观念，在二程的早期作品中得以体现。在伊川十八岁时，也就是皇祐二年庚寅（1050）所作的《颜子所好何学论》中就有直接体现。《颜子所好何学论》中云：“然则颜子所独好者，何学也？学以至圣人之道也。圣人可学而至欤？曰：然。学之道如何？曰：天地储精，得五行之秀者为人。其本也，真而静，其未发也，五性具焉，曰仁、义、礼、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触其形而动于中矣。其中动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乐、爱、恶、欲。……中正而诚，则圣矣。”文中可以看出，伊川直接或间接地引用了周子《太极图说》的内容。还有如明道在37岁作《程邵公墓志》和43岁作的《李仲通墓志铭》中都体现了周子以上的观点。从以上可以说明周敦颐传授《太极图》及《太极图说》给二程，二程也领悟了其思想内核，后虽对周子的思想进行了修正和发展，但周子的理学思想启发了二程，二程运用了以理说性方式，对他们后来形成的“天理”之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北宋时期，把周敦颐开创的理学及伦理思想加以发展并使其臻于完备的理学家最有代表性的是张载和程颢、程颐。二程取得的最大理论成果，是他们提出了“天理论”，后人又称洛学，把周敦颐开创的从宇宙观上推演人性和人伦道德体系进一步深化了。二程的天理论建构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涉及领域极为广泛，举其要言之，有：以天理为道德本体的思想；性与气兼备的二气人性论；“敬义夹持”的修养论；“明天理，灭人欲”的禁欲论等。二程所创立的洛学是理学典型理论形态，标志着理学的全面确立。理学自此成为一种时代性的思潮而普遍受到关注。
对于周敦颐手授《太极图说》予二程，并在予乐湾点拨，而开启程学之功，这在历史上有非常高的评价。胡宏在《周子通书序》中断言说：“今周子启程氏兄弟以不传之学，一回万古之光明，如日丽天，将为百世之利泽，如水行地，其功盖在孔、孟之间矣。”南宋宁宗嘉定十三年（1220）追谥周敦颐的理学鼻祖地位，赐谥曰“元公”。宋理宗淳祐元年（1241），加封周敦颐为汝南伯，从祀孔子庙庭。元仁宗延祐六年（1319）追封周敦颐为道国公。
（本文刊登于《南岭论坛》杂志2015年4期，《今日韶关》杂志2015年11月总第42期、《文献与人物》杂志2016年第3期，作者系汝城县人大常委会主任、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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