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南起义,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的几次重大武装起义之一。它给井冈山根据地带去了大批的革命干部与红军战士,为巩固和壮大井冈山根据地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湘南起义把武装斗争与土地革命和政权建设结合在一起,为我党探索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但,说起湘南起义的旧址,人们普遍关注和重视的旧址,则集中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宜章年关暴动旧址上,而对其他与湘南起义有密切关系的旧址则重视不够。究其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把本来是见证湘南起义各个发展阶段的革命旧址看作为一个整体,而是把它们视为互不相关的一个个独立的单位,从而削弱了这些旧址原本蕴含的重大革命意义。我认为,我们应该从湘南起义旧址群中,挑选出事件发展过程中各阶段的最具典型意义的旧址,组成“湘南起义旧址群”这样一个整体概念,组合为一个整体的文物保护单位,集体晋升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下面,就将湘南起义过程中汝城的典型旧址的意义与保存状况作一概述。
陈 芳(文) 何志军(图)
湘南起义旧址群——“CP(中共)驻汝城
特别工作委员会暨湘南特别军事委员会”旧址
湘南特别军事委员会旧址(之一)
湘南特别军事委员会旧址(之二)
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四·一二”政变以后,中共中央即计划在湘鄂粤赣四省举行秋收暴动,为此,毛泽东同志亲手起草了《湘南运动大纲》,筹划在湖南南部组织秋收起义。《湘南运动大纲》拟定:“一、湘南特别运动以汝城县中心,由此中心进而占领桂东、宜章郴州等四五县,成一政治形组织一政府模样的革命指挥机关,实行土地革命,与长沙之唐政府对抗,与湘西之反唐部队取得联络……”(见《毛泽东军事文集》)。为实施《湘南运动大纲》,1927年7月,中共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指示委派陈东日、武文元等军事干部数人来到汝城,组建了“中共中央驻汝城特别工作委员会”和“湘南特别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以汝城为中心的湘南革命。
汝城县城郊乡津江村,原汝城商会会长朱振文之宅院,即是当年“CP(中共)驻汝城特别工作委员会”和“湘南特别军事委员会”旧址,现保存完整。
这一旧址的意义在于,它有力地说明了“湘南起义”,不是一次偶然的事件,而是中国共产党通过了充分酝酿和准备的武装起义。
湘南起义旧址群——“汝城会议”旧址(津江民居)
1927年11月,朱德、陈毅率南昌起义余部来到汝城,在汝城衡永会馆及位于津江村的湘粤赣农民运动指挥所召开了湘南、粤北各县党组织负责人会议。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以汝城为中心发动湘南暴动的精神,决定:12月中旬,以南昌起义部队为先锋,以汝城为中心,发动湘南起义,实现湘南割据。同时,研究部署了具体行动计划。汝城会议为湘南暴动在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做了必要的准备,是湘南起义纲领性、方向上的重要会议,对湘南起义起了决定性作用(见《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4期)。
汝城会议后,与会代表回到各地,及时传达了汝城会议精神,积极开展筹划工作。
汝城县城郊乡津江村原乡绅朱雄万之宅院。即是当年湘粤赣农民运动指挥所,也是汝城会议的旧址,现基本保存完整。
这一旧址的意义在于,它说明了湘南起义是中国共产党作了充分准备和认真布置的武装起义,反映了湘南起义之所以能组织工农上百万、席卷湘南上十县,建立七、八个县级苏维埃政权的重要原因。
湘南起义旧址群——朱范谈判合作旧址(津江古民居
1927年10月,国民党第十六军移防到韶关和汝城一带。第十六军军长范石生系滇军将领,与粤系、桂系、湘系军阀都有矛盾,同蒋介石的矛盾更为尖锐。
1927年11月,朱德率南昌起义余部来到湘南时,部队的弹药、供养、装备都十分匮乏,为了保存力量,准备湘南起义,朱德凭借与范石生在云南讲武堂的同学旧谊,利用其与蒋介石的矛盾,与范石生展开了两军合作谈判,争取了范石生对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同情和理解。在范石生的帮助下,南昌起义部队以“第十六军四十七师一四0团”的番号隐蔽下来,同时,范石生还给南昌起义部队发放了薪饷、弹药和被服。《朱德选集》中说,“它接济我们10多万发子弹,一个月还接济我们万多块钱、医生、西药、被单”。
朱范合作谈判成功,对湘南起义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方面是为南昌起义部队的生存发展提供了隐蔽的生存空间,另一方面是为起义部队提供了大量军事及生活上的物质补充,为发动湘南暴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朱范谈判合作旧址位于汝城县城郊乡津江村,旧址保存完好。
这一旧址的意义在于,它反映了任何一场大的革命运动或革命行动要取得成功,都应尽可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