汝城文塔

        (汝城文塔 安新志摄)

县城南隅，九塘江与寿江的交汇处，巍巍七层古塔，美名文塔，相传为培植文运而建。它始建于明代成化年间，清朝道光年间因科第不利而拆，清朝光绪年间重建。
    两水相交，江流滔滔，自然有可圈可点的风景。兴建一塔，用以点缀风景，并藉以登高望远，饱览群山之秀色。再修两桥，可沟通两岸，也可立其上赏水观鱼。这样正合了“两水夹明镜，双桥落彩虹”的诗句。而文塔如笔，青山如架，江水如汁，深潭如砚，四季晨昏，阴晴晦明，景色多变。有此佳景，真是一件美妙的事情。然而文塔也给汝城带来一些不快。
    汝城地处万山之中，耕者多，而读书者绝少，偶有一二生监，其尊无对，特别到了清代，能考取功名的更是凤毛麟角。物以稀为贵，有好事者尝撰一联纪其实曰：“鱼龙鸡凤鸭孔雀，贡阁廪尚童翰林。”嘲笑、奚落之情，昭然若揭。但仍有人抱住幻想不放，把考取功名系于一塔，以为只要塔一建，考取功名易如拾芥。许多年了，考取功名的仍是寥寥无几。梦想与现实总是那么遥远。无奈和失落毒蛇一样噬咬着学子们乡绅们县吏们的美梦。惆怅的人们到塔下江边徘徊，排遣心中的郁闷。且欣赏“文塔夕照”的美景，看夕阳西下，澄江如练，塔笔影动，渲染出“半江瑟瑟半江红”的画儿。美景如醇，一时让惆怅者忘却了烦恼。
    然而，当沉思的头猛然抬起，暮色中,蓦然见文塔如一指。噫，这不是民间故事中，那个“能掐会算” 的和尚，向三个赶考的秀才伸出的一根指头吗？只中一个？一个都不中？只一个不中？
    说到“一个”，说到汝城读书人考取功名，就不得不提到朱经贯。我们可以翻阅新修的《汝城县志》和当地朱氏族谱，上面均有朱经贯于宋哲宗元符三年（1100年，庚辰岁）状元及第的简要记载。现在马桥乡塔背村仍有洪天锡为朱经贯中状元之事所书的“大魁天下”牌匾。历史上也确有洪天锡其人，他是福建石狮后厅村人，南宋理宗宝庆二年(1226年)中进士，曾任监察御史等职，官至华文阁直学士，端明殿大学士，属当时的高官名流，牌匾上书其官职为：工部左侍郎，钦奉湖南安抚使。据族谱记录，朱经贯曾任当朝奉政大夫，官居五品。民间也有“状元归”的传说。朱经贯中过状元似乎是“铁板钉钉”了。但令人大惑不解的是，翻阅宋代状元名录，118名状元名单中竟然独独不见朱经贯的名号，整个湖南也只有王容这根“独苗”。而确切的史料记载为：宋哲宗元符三年庚辰科“大魁天下”的应是河北人李釜，他在省试中夺取第一，因当年哲宗驾崩，徽宗服丧期未满，未亲试进士，也就是没有举行钦定谁是状元的殿试，只得诏令以省试中获得第一名的李釜为新科进士第一名。再说洪天锡是南宋时候人，书匾时（理宗宝庆元年，1225年）距北宋哲宗元符三年已有115年。匾是怎么来的，为何而题，是不是他题的？笔者自然无从得知，这些谜且留给他人去考究吧。但朱经贯已是神一般英雄一般的人物，成为汝城朱姓人心目中永远的骄傲，成为汝城读书人的榜样乃至偶像，是毫无疑问的。朱经贯正像科举时代的一座灯塔，照亮并指引着读书人求学求仕的心灵路程。
    年复一年，学子们的梦像水泡一样幻灭，是何等的令人沮丧呀。怪谁呢？当然怪风水不好。文塔自然被视为不祥之物。那就拆了它吧。于是文塔在怨恨与唾弃中訇然倒下。其实理智地想一想，科举制实行一千三百多年，金榜题名的状元不到一千个，能考取进士的，按当时的科举制，全国三年内也就那么几百个。仅此一条独木桥，被挤下深渊的当然是多数人，以至于“穷酸”、“落魄”与大多数读书人结下了不解之缘，进京赶考的举人，因落榜流落在街头的不在少数。所受教育相对落后的汝城读书人，掉进深渊是在预料之中的事。
    汝城文塔的拆建，见证了科举制的穷途末路。文塔如笔，在历史的长卷中，批阅着每一道答题。该给科举制写上一篇墓志铭，划上一个句号了。
    如今，文塔正饱蘸着新时代新制度的阳光、春风、雨露，在蓝天碧水间，抒写着汝城读书人的才华与风流，记录着汝城三百六十行的状元们。文塔幸矣，读书人幸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