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景、刘瞻，是唐代后期的两位进士，他们也是父子，刘景曾在唐中央和地方任职，刘瞻则曾在唐懿宗和唐僖宗朝两度担任宰相。两《唐书》为刘瞻立有专传，对刘瞻的生平仕履有所记述，对其父刘景则仅记载了名字。关于他们的里籍，两《唐书》刘瞻本传说是“彭城人”，或说“其先出彭城，后徙桂阳”。看来彭城是指其郡望，而桂阳则是指其里籍了。由于历史上桂阳所指不一，地域多有变化，故而导致古代方志和今日学者对刘景、刘瞻里籍有广东连州和湖南郴州两种不同说法。笔者根据有关文献记载对这一问题进行考察，认为刘景、刘瞻的里籍有极大可能就是郴州汝城。
2000年6月，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袁钟仁先生在《岭南文史》发表《罕为人知的岭南唐朝贤相刘瞻》，认定刘瞻是广东连州人，其依据是：“清朝广东阮元《广东通志·列传》确认刘瞻是‘今连州(即连县)人。’”2006年出版的作为连州市宣传当地历史文化工程的《连州历代名人》一书，专列《唐代贤相刘瞻》一节，图文并茂介绍刘瞻;“百度百科”介绍刘瞻：“刘瞻，字几之，唐代连州人。父亲刘景曾就教于诗人刘禹锡。刘景进士及第，开了连州学子进士之先例。”看来连州市对刘瞻、刘景父子是当地历史名人这点是确定无疑的;在古代方志中，刘瞻父子是连州人也有记载，如同治《连州志》就将刘瞻列为连州第一位进士，还有一些方志有刘瞻墓在连州的记载。看来清朝连州人对刘瞻父子是他们家乡人这点也确信无疑。
那么，刘瞻父子是连州人的根据是什么呢?应该说是有一定的史料根据的，这个史料根据就是五代人孙光宪在《北梦琐言》中的记载：“唐相国刘公瞻，其先人讳景，本连州人。少为汉南郑司徒掌笺札，因题商山驿侧泉石，荥阳奇之，勉以进修，俾前驿换麻衣。执贽之后，致解荐，擢进士第。”这是今天可见到的明确说刘瞻父子是连州人的清代以前唯一史料。孙光宪生活时代距刘景时已有100多年，他说刘景是连州人，但他记载的刘景故事并非从某种确切资料中得来，而是得自传闻，据他自己在此条记事后的小注，乃是“王屋匡一上人”为之“细话之”的结果。那么，说刘景是连州人的其实就是这位“上人”，也就是一位和尚或道士之类的人士。这位“上人”似乎见到过刘景为连州人的材料(当然孙光宪也应该见过)，这个材料应该就是刘禹锡为贺刘景登进士第而写的《赠刘景擢第》诗，诗云：“湘中才子是刘郎，望在长沙住桂阳。昨日鸿都新上第，五陵年少让清光。”诗称刘景“住桂阳”，如果此处的桂阳作为一个县域，那就是当时的连州治所所在地——桂阳县(也就是今日的广东省连州市)，据此，这位“上人”(孙光宪也应该同意)就断定刘景“本连州人”。然而要作出这个判断，必须有一个前提，即必须肯定刘禹锡诗中所说的“桂阳”是一个县名。我们姑且假定“桂阳”在此就是一个县名，这位“上人”(包括孙光宪)据此作出刘景是连州人这个判断也偷换了一个概念，即将作为县名的“桂阳”偷换成了作为州名的“连州”了，要知道连州当时可是下辖三县的州郡一级的行政地域，桂阳、连州二者是很难等同一视的。
自南朝到唐宋，一般撰述中介绍某人籍贯，如果具体到县，通常要在县名前加上郡名(或州名)。如《后汉书》“许荆，字少张，会稽阳羡人也”，《晋书》“杨佺期，弘农华阴人”，“刘毅，字希乐，彭城沛人也”，《旧唐书》“魏征，字玄成，钜鹿曲城人也”，“毕构，河南偃师人也”，张九成《廖守墓志铭》“公讳某，字某，世为连州桂阳人”等等。如果介绍中仅出现一个地名，那么这通常是其人籍贯所在的州郡，至于究竟是这个州郡辖下的哪个县，则是不清楚的。如《后汉书》“蔡伦，字敬仲，桂阳人也”，如果是桂阳县，那蔡伦就是广东连州人了，显然不是，只能是桂阳郡，究竟是桂阳郡所辖的哪个县，则不清楚，所以今日耒阳市和桂阳县都说蔡伦是他们那里的;又如《晋书》“殷仲堪，陈郡人也”，《旧唐书》“鲁炅，范阳人也”，“崔瓘，博陵人也”，李邕《唐赠太子少保刘知柔神道碑》“府君姓刘氏，讳知柔，字某，彭城人也”，王禹偁《冯氏家集前序》“公讳谧，字某，其先彭城人也，唐末避地徙家寿春”，都是这种情况。以上两种介绍籍贯的方式，有时甚至会出现在同一篇文章中，如韩愈《唐故检校尚书左仆射右龙武军统军刘公墓志铭》：“公讳昌裔，字光后，本彭城人……大父巨敖……为太原晋阳令，再世宦北方，乐其土俗，遂著籍太原之阳曲。”前面说“本彭城人”，是指彭城郡，不清楚其县，后面则说“太原之阳曲”，郡名县名都介绍得清清楚楚。
回到《北梦琐言》关于刘瞻是连州人的断定。我们在前面已说到这个断定可能是根据刘禹锡《赠刘景擢第》诗而作出的，但那位“上人”(包括孙光宪)在逻辑上犯了偷换概念的错误，这个错误或许是无心，但更大的可能是有心犯的，因为这位“上人”(包括孙光宪)如果不偷换，那就违反了当时介绍人物籍贯通常的惯例，于是这位“上人”(包括孙光宪)就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境地：按惯例，刘禹锡诗中的“桂阳”是指桂阳郡，那就不能指实刘瞻是连州人;而要将刘瞻指实为连州人，就必须把刘禹锡诗中的“桂阳”认定为县名，而这又违反了惯例。也就是说，这位“上人”(包括孙光宪)说刘景“本连州人”，这是遵守了惯例，但他作出这个断定的前提，则是违反惯例的：这正是这位“上人”(包括孙光宪)自相矛盾的地方。
我们再来看刘禹锡《赠刘景擢第》诗本身，应该说，刘景是什么地方人诗中已说得非常明白了。 “湘中才子是刘郎”，诗一开头就毫不含糊地点出刘景是“湘中”之人，湘中是哪里?难道可能是地处于珠江流域的广东连州吗?当然不可能，从古至今都找不到这种解释。如东晋罗含《湘中记》一书，其内容涉及地域全部都在湘江流域，无一条关乎岭南之珠江流域;约比刘禹锡早半个世纪出生的刘长卿，曾写有以《湘中纪行》为题的十首诗，其内容也全是描写湘江流域的景物和传说，由此可见唐代对“湘中”所指有严格的界定。刘禹锡对此也不含糊，由于历史上连州曾属设在郴州的桂阳郡所管辖，他在诗中有时也会将连州归入“湘南”的范围，但他诗文中从没有，也绝不会将连州归入“湘中”的范围。他是读过罗含《湘中记》的，他曾写过一首《送周鲁儒赴举诗》，是送湖南九嶷山举子周鲁儒赴京考试而作，诗前小引说周鲁儒前来拜访，刘禹锡与之交谈，周鲁儒介绍了九疑山一带的历史典故、风土人情、名山秀水，都是“罗含所未记”，“咸得之于生”，刘禹锡很高兴，对周鲁儒“以二千石客之”，并在其赴京考进士时，写了此诗为他送行。
今日坚持刘瞻故里在连州的人也对“湘中才子是刘郎，望在长沙住桂阳”感到头疼，说“无法解释刘禹锡为什么说刘景是湖南人”，只好曲加解释“为什么刘禹锡要称刘景是‘湘中才子’呢?很大可能是因为刘景‘望在长沙”，即他的“原籍郡望”是在长沙，所以可称为“湘中才子”。“望”在此处肯定不是指刘景的郡望，因为两《唐书》刘瞻本传明确说他是“彭城人”或其“先出彭城”，其郡望是彭城而非长沙，这个解释是无法说通的。其实，“住桂阳”，就是指刘景是桂阳郡(实际上当时已改为郴州)人，当时桂阳郡(郴州)几乎全部范围都在湘江流域，所以刘禹锡要说刘景是“湘中才子”。 既然“望在长沙”不是说刘景郡望在长沙，那是什么意思呢?笔者在此提出一种解释：可能是指刘景当时参加进士考试是挂籍于潭州(即长沙)而由潭州解荐的。当时参加礼部进士考试要由籍贯所在的州郡推荐，考生“皆怀牒自列于州县”，通过一定的考试后，然后“举其成者送尚书省(后为礼部)”参加进士考试，这就是所谓的“乡贡”和“解送”。由于各州“解送”名额有多少之别，同时能否被“解送”也并非全在考试成绩，有时考生为了增加机会，常跑到非籍贯所在州参加“乡贡”，到唐中后期乡贡已“率多寄应者”，这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刘景或许就是在这种风气影响下，由潭州“解送”到长安参加进士考试的。
因此，《北梦琐言》关于刘景、刘瞻父子是连州人的断定是难以成立的。此外，史志中尚有刘瞻是桂州(今广西桂林)人的记载。这种说法来自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但这种说法唯一出处也是《资治通鉴》，而不见于其他任何史料，应该是司马光的误判，在此不拟对之深加辨析。
那么，刘景、刘瞻父子就只能是地处于湘江流域的桂阳郡(郴州)人了，这是可以肯定无疑的。然而唐后期桂阳郡(郴州)下辖八县：郴、高亭、资兴、义章、蓝山、义昌、髙平、临武，他们究竟是哪个县的人呢?
1993年出版的《郴州历代名人》一书，其中有《刘瞻》一文，全文不到1000字，简单介绍了刘瞻父子的事迹，断定刘瞻是“唐朝郴州城厢人”，据文末注释，作者作出这个断定的文献依据仅有一种，就是清嘉庆《郴县县志》卷三十《刘瞻传》，这是否太简单了些?
其实一些更早的方志并不认为刘瞻是郴县人，而只是说他是郴人或郴州人。如明万历《郴州志》卷之四“科贡表·进士”，列刘瞻在“州”下，此表按州县分列，如确知为某县人，则列入某县下，如陈清，就列在“永兴”县下，朱辂列在“桂阳”县下，可知万历《郴州志》只认为刘瞻是郴州人;在此志“人物志”的刘瞻传中，也只是说“刘瞻字几之，郴人”。康熙《郴州总志》“选举志”“刘瞻”名下注明“郴州，官宰相，有传”，此志各位进士名下，都注明了所属之县，如陈清注明“永兴”，朱辂注明“桂阳”，可知康熙《郴州总志》也只认为刘瞻是郴州人，而在此志的“人物志”中也仅是说“刘瞻，字几之”，未说何处人，显然是笼统作为州人入传。
此外，一些方志中还记载了郴州及附近有关刘瞻的一些遗迹。如万历《郴州志》卷之七“提封志下·陵墓”记刘瞻墓“在郡南三十里良田铺侧。唐平章事刘公瞻葬此，明年夏，暴雨坟陷，视其尸与柩俱解矣”，记刘瞻祠“在州学。瞻，唐相，宋大观初，郡人思其风烈，立祠祀之”，记刘瞻“读书堂，在州城东，唐相刘瞻尝读书于此。宋刘彭老诗：湖光渺渺浸朝霞，十里中曾旧相家”，记刘瞻故里“唐相刘东山故里，在今河街乌石矶，刻‘刘平章故里’五字，今字迹尚存”等。其实，如果根据这些遗迹就肯定刘瞻故里在今郴州城区，恐怕也难成定论。因为刘瞻之父已是进士，入仕后虽未致显要，但也官“历台省”，无论是在职时还是退休后，都有能力让刘瞻到州城读书，并买屋或建屋让其居住，这是完全有可能的。那么，刘瞻在此居住过和读过书，此处就可称为刘瞻故里，这恐怕难说就是定论，还要有其他证据才行。正如不能因为毛泽东在湘乡东山读过书，在长沙清水塘住过，就说毛泽东是湘乡人，是长沙人，我们也不可根据刘瞻在郴州居住过读过书而说他就是“郴州城厢人”。至于刘瞻之墓在郴州，这也难说，刘瞻死在长安，未必会葬回郴州，即使真的葬在“在郡南三十里良田铺侧”，也未必就能说明刘瞻就是“郴州城厢人”。曾国藩是湘乡(双峰)荷叶人，但他却葬在长沙，这种例子多的是。何况在广东的方志中连州也有刘瞻墓、刘瞻祠的记载，据之我们就可说刘瞻是连州人么?
在另一些方志文献中，则有明确记载表明刘瞻是汝城人。如《大明一统志》在“郴州·人物”中说：“刘瞻，桂阳人。举进士、博学宏词，历官翰林学士、中书平章。”《大明一统志》的“人物志”对入传人物的籍贯是明确到县的，看看刘瞻前后的郴州人物之传就可确知，如刘瞻传前面记“孟琯，郴人，元和中进士，尝著《岭南异物志》”，后面记“陈纯夫，永兴人，元丰初监举第一，寻以《易经》魁省试”，记“杜唐卿，宜章人，举进士”，记“朱英，桂阳人，正统乙丑进士”。这些郴州人士，其籍贯都明确了县籍：郴县、永兴县、宜章县，那么说刘瞻“桂阳人”，当然是说他为郴州辖下的桂阳县人，也就是今日的汝城人，这是可以肯定的，至少《大明一统志》的编撰者是这么认为的。《大明一统志》由明吏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李贤等奉明英宗之命编撰，于天顺四年(公元1460年)编成奏上，英宗亲撰序文列于书首，并赐名《大明一统志》，是国家级的志书，当然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其认定刘瞻是桂阳县(汝城)人应该有一定的根据。又万历《湖广总志》“历代进士表”，刘瞻名下注云“桂阳人”，而孟琯名下则注作“郴州人”，万历《湖广总志》“献征志三”有刘瞻和孟琯之传，记刘瞻为“桂阳人”，记孟琯为“郴州人”，“桂阳”、“郴州”并列，可见作为官修万历《湖广总志》编撰者也断定刘瞻就是桂阳县(汝城)人。
再看清代几部省级通志中关于刘瞻籍贯的记载。
康熙《湖广通志》“选举志”：“刘瞻，桂阳人。”此志对进士的籍贯也是记载到县的，如记“李郃，宁远人，刺史，太和初擢第一”，记“陈瞻，湘乡人”，记“文元望，攸人”;对当时的桂阳县(今汝城县)和桂阳州(今桂阳县)也有很明白的区分，这两地的进士都明记为“桂阳”或“桂阳州”，如记“胡凤，桂阳人，主事，乙未科陈循榜”，记“罗以礼，桂阳州人，知府，乙未科陈循榜”。胡、罗二人为同年进士，胡为桂阳县人，罗为桂阳州人，记载毫不含糊;如果不清楚具体县籍则会笼统记为某州人，如记“孟琯，郴州人”。可见康熙《湖广通志》“选举志”明确认为刘瞻是桂阳县(汝城)人而非郴县人。康熙《湖广通志》“人物志”对刘瞻的记载则有些含糊，只说他是“郴州人”，未明确说他是“桂阳人”。
雍正《湖广通志》“选举志”：“刘瞻，桂阳人，平章事。” 此志对进士的籍贯也是记载到县的，如记“周魯儒，宁远人”，记“拔野古，耒阳人，刺史”;却“桂阳”、“桂阳州”二者不分，凡这二地的进士，都笼统记为“桂阳人”。可以肯定的是，此志断定“刘瞻桂阳人”，说明雍正《湖广通志》“选举志”作者绝不认为刘瞻是郴州人，因为就在前文记孟琯，就说“孟琯，郴州人”，“桂阳”、“郴州”二者分得很清楚。所以，据此不能否定刘瞻是桂阳县(汝城)人。此志的“人物志”未收刘瞻，但在“职官志”和“乡贤志”中则明确说刘瞻是“桂阳人”，而“乡贤志”中入传的其他郴属人士，也很明确地介绍了县籍，如曹靖“郴人”，杜唐卿“宜章人”，黄茂“桂东人”，可见雍正《湖广通志》“乡贤志”作者对刘瞻为桂阳人是确定无疑的。
嘉庆《湖南通志》“选举志”加上了刘景，记载说：“刘景，桂阳人，元和间及第……刘瞻，桂阳人，景子，咸通初及第，尚书同平章事。”此志对进士的籍贯亦是记载到县的，如记“陈光问，茶陵人”，记“邓进忠，湘阴人”;对“桂阳”、“桂阳州”二者也分得很清，甚至还区分了桂阳州的前身“桂阳军”，如记“黄植，桂阳军人，元丰二年己未时彦榜”，记“宋仁桂，桂阳人，洪武十八年乙丑丁显榜”，记“李思聪，桂阳州人，洪武二十七年甲戌张信榜”。此志“人物志”收了刘景，介绍说：“刘景，字司光，桂阳人。”而就在上文介绍孟琯，则说他是“郴州人”(该志“选举志”也明确记载孟琯是“郴州人”)。可见嘉庆《湖南通志》的编撰者明确认为刘景、刘瞻是桂阳县(汝城)人。
光绪《湖南通志》“选举志”：“刘景，桂阳人，元和间及第……刘瞻，桂阳人，景子，咸通初及第。” 此志对进士的籍贯也是记载到县的，如记“周崇昌，延唐人”，记“陈谏，蓝山人”;对“桂阳”、“桂阳州”二者也分得很清，也区分了桂阳州的前身“桂阳军”，如记“黄照邻，桂阳军人，大中祥符八年乙卯蔡齐榜”，记“李思聪，桂阳州人，洪武二十七年甲戌张信榜”。此志“人物志”也收了刘景，介绍说：“刘景，字司光，桂阳人。”而就在上文介绍孟琯，则说他是“郴州人” (该志“选举志”也明确记载孟琯是“郴州人”)。可见光绪《湖南通志》的编撰者也明确认为刘瞻是桂阳县(汝城)人。
乾隆《桂阳县志》“选举志”未收刘瞻，但该志“人物志”则列有刘瞻专传，可见乾隆《桂阳县志》的编撰者也是认为(虽不十分肯定)刘瞻是桂阳(汝城)人的。
从上面这几部方志，尤其是国家级和省级(因为国家级和省级的方志明确排除了刘瞻是郴县人)的方志来看，刘瞻父子的故里在桂阳(汝城)比在郴县(郴州)的概率要大得多。由于历史上桂阳(汝城)地域由郴州管辖，桂阳(汝城)人是可以称为郴人或郴州人的，但郴人或郴州人决不可能称为桂阳(汝城)人。正如今日长沙市属下各县之人都可称为长沙人，但长沙市内之人却绝不可称为宁乡人或浏阳人。基于此点，刘瞻虽有极大可能就是汝城人，但在古代文献中有时被称为郴人或郴州人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
通过上面的考察，笔者认为刘景、刘瞻父子有极大可能就是汝城人物，下面对两人作一简单考述。
古代文献中有关刘瞻先辈的资料极少，《旧唐书》“刘瞻传”载：“刘瞻，字几之，彭城人，祖升父景。”仅记载了其祖父和父亲的名字，《新唐书》“刘瞻传”则连父祖之名也失载。唐末丁用晦所撰《芝田录》中有一段关于刘景生平的记载，比较重要，录于下：“刘瞻之先，寒士也，十岁许，在郑絪左右主笔砚(当书童)。至十八九，絪为御史，西巡荆部商山，歇马亭，俯瞰山水，时雨霁，崖峦奇秀，泉石甚佳。絪坐久，起行五六里，曰：‘此胜概不能吟咏，便晚何妨。’却返于亭，欲题诗，顾见一绝，染翰尚湿，絪大讶其佳绝。时南北无行人，左右曰：‘但向来刘景在后行二三里。’公戏之曰：‘莫是尔否?’景拜曰：‘实见侍御吟赏，起予辄有寓题。’引咎又拜。公咨嗟久之而去。比回京阙，戒子弟涵、瀚已下，曰：‘刘景他日有奇才，文学必超异。自此可令与汝共处于学院，寝馔一切无异尔辈，吾亦不复指使。’至三数年，所成文章皆辞理优壮，凡再举成名，公召辟法寺、学、省清级。及生瞻及第。”
据此记载，刘景少时微贱，在朝廷重臣郑絪(历仕唐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六朝，担任中央地方各种要职，《旧唐书》卷一百五十九“郑絪传”称其“践历华显，出入中外者逾四十年”)身边当童仆，后来因偶题一诗，其才华受到郑絪赏识，从此不再把他当仆人使唤，让他与子弟一起学习，过了好几年，经过两次进士考试，终于“成名”，登上了进士第，又在郑絪的帮助下，历任法寺(大理寺，掌刑狱)、学(太学)、省(三省：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等中央部门“清级”重要之官职。
刘景登进士第的时间，嘉庆《湖南通志》和光绪《湖南通志》的“选举志”都认为是“元和间及第”，不知有何根据?徐松《登科记考》则将刘景列入“附考·进士科”中，认为无法确定具体年代。其实如果联系前引刘禹锡《赠刘景擢第》诗，我们还是能得出刘景中进士的大致年代的。诗云：“湘中才子是刘郎，望在长沙住桂阳。昨日鸿都新上第，五陵年少让清光。”从“昨日鸿都新上第”看，此诗必作于刘景刚刚登第之时，写作地点当然就在京城。
那么，刘禹锡是在什么时候于京城写下这首诗的呢?《赠刘景擢第》一诗，气氛轻松，情调愉快，许人自许之情溢于诗表，虽是贺人得第之作，但似亦有作者自己心情的流露。刘禹锡有这种心情，应该是在永贞元年(805)八月之前，“贞元末，王叔文于东宫用事，后辈务进，多附丽之，禹锡尤为叔文知奖，以宰相器待之”，刘禹锡得以参与二王八司马活动，指点朝政时才具备的。而到了永贞元年八月唐宪宗即位后，刘禹锡因“二王八司马事件”被贬到朗州(今湖南常德)任司马，直到十年后才回到京师，还未正式任命职务，又因作《玄都观看花君子》诗，“语涉讥刺”，再贬出京为连州刺史，此次刘禹锡在京师停留时间极短，不到一个月。此后又过了十多年，直到太和二年(公元828年)才“自和州刺史征还”。据此看来，刘禹锡写作此诗应该是在永贞元年八月唐宪宗上台之前。
刘禹锡为何要为刘景登进士第而写下此诗?刘景只是一介后生，当时并无什么文名，刘禹锡和他本人不可能有什么交往。刘禹锡之所以为刘景写诗，是看上了他和郑絪的关系。郑絪，早在唐德宗之时就已位高权重，在“内职十三年……上遇之颇厚”;德宗逝世，顺宗能由太子顺利登上帝位，郑絪起了很大的作用，顺宗即位后，郑絪的地位更高，权力也更大了。郑絪为人持重，对当时二王八司马的活动，他不参与其中而保持中立，“德宗晏驾，顺宗初即位，遗诏不时宣下。絪与同列卫次公密申正论，中人不敢违。及王伾、王叔文朋党擅权之际，絪又能守道中立”;顺宗病危，在立嗣问题上出现了激烈斗争，这次又是由郑絪一锤定音，从而使得宪宗登上帝位。由于郑絪举足轻重的地位，他的态度对二王八司马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所以二王八司马必然要对他拉拢以为援引。那么，作为郑絪视为“子弟”一般的刘景进士登第，这可是一个向接近郑絪的机会，不排除二王以其他形式表示祝贺，而刘禹锡的《赠刘景擢第》诗，则是送给郑絪的一件雅而又雅的大礼了。此诗奉承刘景为“五陵年少让清光”，似乎京中少年都不如刘景有才华;称他为“才子”，也有溢美之嫌，因为一个唐朝才子，竟未留下一首诗、一篇文章，这无论如何是有些奇怪的。刘禹锡虽然写了《赠刘景擢第》诗，但从此诗来看，他与刘景并无什么个人交往，除了知道刘景是“桂阳”人，也谈不上对他有什么了解。正因为如此，《赠刘景擢第》诗只是一篇功利性的应酬之作，辞藻华丽而内容空洞，赞美热烈而言不由衷，可见刘禹锡对刘景并不熟悉，他写此诗纯粹只是为了让郑絪高兴。对比一下他写的《送周鲁儒赴举诗》则完全不同，周鲁儒只是拜访过他而已，但此诗的小引长达300字，不仅介绍了两人相识经过、交谈内容，表达了自己对周鲁儒的看重，还预祝他“升俊造，仕甸服，佐君藩，為御史”;其诗也写得具体生动：“宋日营阳内史孙，因家占得九疑村。童心便有爱书癖，手指今馀把笔痕。自握蛇珠辞白屋，欲凭鸡卜谒金门。若逢广坐问羊酪，从此知名在一言。”而反观《赠刘景擢第》诗，只是空空洞洞的七言四句二十八个字，诗前连个小引也没有，这在刘禹锡赠人、送人的诗作中，是极其罕见的特例。为什么会如此?只能以功利性的应酬之作这个原因来解释。
综合以上的考述，笔者认为：从永贞元年到太和二年的二十三年间，刘禹锡是不可能给刘景写下那首《赠刘景擢第》诗的，此诗只能作于贞元末到永贞元年八月之前他“为叔文知奖，以宰相器待之”，参与二王八司马集团活动的几年(约802-804)之间。刘景进士登第也就在这几年而不可能是在元和元年之后，也就是说，他不可能是“元和间及第”的。根据前引《芝田录》“至十八九……至三数年……凡再举成名”的记载，进士登第时刘景约25岁左右，此后他历任“法寺、学、省清级”，职任清显但并非要害实职，似亦未在地方任过州县长官;除了郑絪和刘禹锡之外，史料中也未见他与其他官员、知名文人交往的记载。可能随着元和中期郑絪离开京城权力中枢，刘景也离开了京城和官场回到家乡(应当未回汝城而是到州治所在的郴县城内)，在此兴置业产培养子女，因而一些地方志记载了郴州刘瞻故里、读书堂和刘瞻墓等遗迹。
新旧《唐书》有刘瞻的专传，他的生平是比较清楚的，但需考辨之处也有一些。关于他进士登第之年，徐松《登科记考》系于大中元年(847)，孟二冬的《〈登科记考〉补正》亦同。其根据是“《旧书》本传：‘瞻，大中初进士擢第’”。《旧书》，指《旧唐书》，徐松所据的本子当是明嘉靖的闻人诠刻本，因为除了闻人诠本，其他版本的《旧唐书》均作“太和初进士擢第”，清人罗士琳《旧唐书校勘记》认为当作“大中”，因为“下文云‘咸通升朝’，大中与与咸通时代相接。本作太和，未免相隔过远”，中华书局本据此亦作“瞻，大中初进士擢第”。其实这个判断是有问题的，因为据有关史料分析，刘瞻“升朝”是在大中年间(此点下面再论)，所以刘瞻进士登第之年当为太和元年(827)无疑。进士登第后，过了四年，刘瞻参加制科(皇帝亲自主持的)博学宏词科考试，同样金榜题名(《旧唐书》本传)。此时刘瞻之父刘景的恩人郑絪已经去世，刘瞻在京城“朝无强援”，故“虽登科第，不预急流”，在京城无法腾达，只能出京“历佐使府”(《旧唐书》本传)，到地方大员府中去当幕僚之类的差使。
大中十一年(848)十二月，早在大中初年就深受唐宣宗器重的的刘瑑，从“太原尹、北都留守、河东节度观察使”任上调入京城，“拜户部侍郎，判度支”，次年正月“戊午，以瑑同平章事”。刘瑑是彭城人，他当上宰相(同平章事)后，视刘瞻为“宗人”，乘机把刘瞻向宣宗推“荐为翰林学士”。《旧唐书》刘瞻本传记载刘瞻是在“咸通初升朝，累迁太常博士”的，这恐怕是将时序弄颠倒了。因为据上文，刘瑑任宰相是在大中十二年正月，此时刘瞻已“升朝，累迁太常博士”，然后才被刘瑑推荐为翰林学士，此时距“咸通初”还有两三年时间;而从“升朝”到“累迁太常博士”，恐怕也得要好几年才行。如此看来，刘瞻的“升朝”，即从地方进入朝廷的时间，应该在大中六年(752)左右，这时距刘瞻进士登第已有二十五年。
可惜刘瑑仅当了四个月宰相，当年五月就病死了，第二年八月，唐宣宗也驾鹤归西，这暂时影响了刘瞻的仕途升迁。唐懿宗咸通年间，刘瞻先由翰林学士“转员外郎，正拜中书舍人、户部侍郎承旨”，又“出为太原尹、河东节度使”，后“入拜京兆尹，复为户部侍郎、翰林学士”，咸通十年(869)六月“癸卯以翰林学士承旨、戸部侍郎刘瞻同平章事”，这时距他进士登第已有四十二年了。第二年八月，懿宗女儿同昌公主病死，懿宗欲治医官之罪，牵连医官家族被捕下狱三百多人，刘瞻上书为医官说情，“帝阅疏大怒，即日罢瞻相位”，贬谪出京到江陵任荆南节度等使。僖宗即位，转岭南任康州刺史，不久又移任虢州(今河南灵宝市)刺史。乾符元年(874)二月甲午，“以虢州刺史刘瞻为刑部尚书”，“夏五月乙未……以刘瞻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罢相四年之后又重任之。仅仅三个月后，刘瞻就在宰相位上去世，享年大约为六十九岁。
刘瞻的卒年是清楚的，即乾符元年(874)去世;他的生年，现存史料中则找不到任何记载，也从无人探讨过这个问题。笔者对此也只能大致推论之。上文考论刘景当于贞元末到永贞元年(约802-805)之间登进士第，其时刘景年纪约在25岁;而刘瞻则于太和元年(827)登进士第，其登第之年纪，至少也当在二十岁以上。如果刘景进士登第即结婚，则刘瞻可能于永贞元年(805)或元和元年(806)出生——不可能更迟了，更迟则刘瞻进士登第之时还不满二十岁;也不可能更早了，更早则刘景尚未进士及第，他还在郑絪家中读书，年纪也刚二十岁出头，不可能结婚。此外，唐代有规定，官员七十岁(虚岁)必须退休，刘瞻死时，应当还不到七十岁。所以，笔者认为刘瞻的生年当在公元806年左右。
正史中未记载刘瞻的后人。据《北梦琐言》记载，刘瞻“婚李氏，生一子，即刘赞也。相国薨后，赞且孤幼，性甚懵钝，教其读书，终不记忆。其舅，即李殷衡侍郎也，以刘氏之门，不可无后，常加楚棰，终不长进。李夫人慈念，不忍苦之，叹其宿分也。一旦，不吿他适，无以访寻，圣善忆念，泪如绠縻，莫审其存亡。数年方归，子母团聚，且曰：‘因入嵩山，遇一白衣叟，谓曰与汝开心，将来必保聪明。’自是日诵一卷，兼有文藻。擢进士第。梁时登朝，充崇政院学士，预时俊之流。”据此记载，刘瞻死时，其子刘赞尚在幼年，可能不到十岁，亦无兄长可依，只能投靠舅父李殷衡读书，唐末进士登第，五代后梁时入朝任崇政院学士。如果刘瞻死时刘赞十岁的话，那么刘赞就出生在咸通五年(公元864年)左右，登第时年龄应在40岁左右。
这样看来，目前大致可以肯定的唐代(也可说宋以前)汝城进士有三人，就是刘景、刘瞻、刘赞祖孙三人，或许还应加上唐文宗时的宰相宋申锡;至于是否还有第五人或更多的宋代以前汝城进士，则有待于今后文献史料或地下出土材料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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