汝城古祠堂---理学文化生动载体

我国现存的古祠堂大部分在南方,大多集中在福建、广东,这与历史上移民集体迁入,需要祠堂制度凝聚宗族有关。但地处边徼山区的汝城却保存有古祠堂700多座,其中县城及周边就有50多座,为国内最大规模的古祠堂群落。除特殊的地理环境因素外,与理学思想文化的影响有着密切的关系。许多学者认为,汝城之所以能够形成众多具有孝、诚、礼、仁等浓厚儒家思想色彩的家族宗祠,并一直维系各姓氏家族族谱至今,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们从不同方面承载了浓重的理学观念,产生出某种有别其他地区宗祠发展所不同的内在推动力。中华民族传统道德,从管仲提出礼、义、廉、耻“四维”到宋代有了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德”,历史上分别被称为国之“四维”、“八德”,也是理学,即儒学所倡导的道德思想文化的集中体现。而汝城古祠堂恰恰在这方面有比较全面、具体、生动的反映,说明理学影响深入的强大作用。汝城古祠堂群落的存在生动体现了理学文化与乡土社会的交融互动。理学不仅是仕宦的官德修养,而且成为了渗透到民间化为民众的日常行为指南。这在“皇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的古代社会,对于维系社会稳定、促进和谐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一是以诚立道的理学思想。周敦颐在《太极图说》中指出:“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同时,认为人有得天地之秀而最灵,皆可至圣,并主张用立“诚”的修养方法“主静”。他在《通书》诚下第二中指出“圣,诚而已矣”。因此,又在《养心亭记》说到:“孟子曰:‘养心莫善于寡欲……’。予谓养心下止于寡欲而存耳,盖寡焉以至于无,无则诚立,明通。诚立,贤也;明通,圣也。”把“立诚”作为至贤至圣的必由之路。

汝城古祠堂较早建造的是为纪念名人的旺族。如始建于南宋的大坪镇溪头村的宋氏宗祠,为纪念唐代宋璟、宋申锡公孙宰相而建。后因理学影响,乡里人才辈出,各宗族竞相效仿。汝城古祠堂中将代代宗族前辈牌位供奉于神龛上方,在族人的祈拜仪式中,宗祠提供了一种“诚”的氛围。每年当族人面对祠堂中供奉的“天地君亲师”牌位时,内心都充满着儒家伦理精神的宗教性情怀,情不自禁地以“诚”相对,相信三尺之上有神灵。因而在祭祖仪式当中,活着的人通过与祖先的精神世界对话去获得支撑其未来发展的特殊力量。在这里,人们将宗族先人高置于天堂,将祖德比作天德。如有程颐所言“天理”一样,使天德有了具体的形像和内容。这样,周敦颐理学中那种将宇宙论中的“太极”关联到立“人极”人生道德的理论模式,通过“立诚”这种方法,在祠堂活动中得到了具体实践,理学中“天人合一”的思想也获得了充分的彰显。

汝城古祠堂这种以诚立道的理学思想,既推动了理学的教化,也促进了祠堂功能的发挥。

从“诚”的实践看,汝城古祠堂可以说是一个家庭一个姓氏不偏不倚、不枉不冤、以人为善、以诚相见解决问题的场所。大凡商讨重大问题,形成宗族决议,举行集体活动,解决争议纠纷,扬善惩恶等,都离不开祠堂,且基本可在祠堂上获得圆满解决。如宗族每年一度的“文课会”,其文课试卷、文课帐目等放置神龛,面呈祖宗神位,以示诚鉴,取信族人。

从贯彻传统伦理道德的角度看,祠堂也是一个以“诚”来维系传统“五常”伦理的阵地。周敦颐在《通书》诚几德第三中指出:“诚无为,几善恶。德:爱曰仁,宜曰义,理曰礼,通曰智,守曰信。”这实际对“仁、义、礼、智、信”之“五常”伦理进行了界定。汝城古祠堂秉承这一理学思想,在仁方面,围绕仁心、仁义、仁政、仁慈,施行家族之仁爱,济困扶贫。在义方面,围绕道义、正义,讲究义理,提倡义举,施行义务,颂美义士。汝城有个古俗:红喜事要请,白喜事要领。意思说,如果有人家举办生日、婚娶、生儿育女、升学等红喜事,不请不要去;如果有人家老人病逝、家庭出现变故等,要主动去承领责任和义务,这就是义的体现。在礼方面,汝城古祠堂本身就是一个礼法、礼节、礼让、礼仪、礼貌、讲究礼义廉耻的场所。祠堂中举办红白喜事的议程,座位序列的安排等,虽然各村风俗略有不同,但都充分表明了“礼”的内涵。在“智”上,民众通过祠堂集众人智慧,厘清家庭症结,实现通畅、通达,维系家族之通情达理,和睦相处,可谓“一诚通上界”。在信方面,突出“守”为宗旨的操守,守信、守业、守职、守制、守土、守家立业。

二是以形载道的理学思想。周敦颐在《太极图说》中阐说的天道及人道,有着深刻的辩证哲理,对汝城古祠堂的建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汝城古祠堂在型制结构上极端注重理学内核,以形载道。

汝城古祠堂选址都是在自然村落中最好最合适最中正的位置。在环境上,总是能很和谐地处理好山、水、田、林、路、门、巷、坪、墙、房的相依关系,一个家族或一个村落的房屋也往往是围绕祠堂延伸扩展。整个村落高度整齐,排列有序。在风水方面,能妥善的处理选址与布局、庄重与和谐、风水与造型等关系,极符合周敦颐《太极图说》中“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的观念。

汝城古祠堂在建筑布局、建筑形制、建筑结构、建筑材料、建筑方法上颇为讲究,建筑法则包含理学内核。房屋形制大都为湘南明清建筑风格,突出庄重和威严,蜂窝式斗拱结构的门楼是汝城古祠堂的一大特色,在国内其他地方较为少见。结构上,讲究粗犷古朴,依次递进,上下相衔,层次分明。材料以砖木石结构为主,主要为青砖、青石、火瓦、木柱、木梁。建造上有独特的做法,祠堂不是从基地上平行往上叠砌,而大部分采取两边同时施工,最后中间合拢的方法,正门之上横梁镂雕的双龙戏珠或者其他图案,也往往是采取两人同时镂雕的施工方式,大致是取周敦颐《太极图说》中“分阴分阳,两仪立焉”之意。井坡袁氏宗祠可说是这种施工方式的典型代表。建筑布局上,除上述注重风水环境外,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祠堂朝门的朝向与祠堂大门的朝向往往不一致。祠堂大门方向与祠堂座身方向也往往不一致。如津江朱氏祠堂,座身朝东却面北立门,犹强龙扭头,此属深得太极八卦的要领之门。其他祠堂座身朝向与祠堂的朝向有故意偏差的例子还不少。

汝城古祠堂突出围绕宣扬理学思想进行装饰装点。祠堂建筑中的砖雕、木雕、石雕、砖塑、泥塑、水墨画、油彩画、漆画、油画、神龛、灯笼、碑刻、铭文、牌匾、诗词等陈设,宣扬的是伦理道德,记载的是历史故事、历史人物,声张的是家族实力,炫耀的是祖宗身份,核心在于贯彻“忠孝节廉”的理学思想。许多祠堂朝门、大门的门簪都纹饰太极图形成八卦图形,石鼓则雕刻佛家之莲花,以扶正祛邪。津江的朱氏祠堂、克纪公祠、大夫第,永丰的诏旌第,予乐村的五里界唐氏家庙等更将体现理学深刻内涵的“忠孝节廉”四个大字墨书于宗祠正堂或大门外墙。

三是以圣师道的理学思想。周敦颐在《太极图说》中说:“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视“圣人”作为人生座标的最高标准。他又在《通书》中强调:“圣可学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圣学第二十)”“师道立则善人多,则朝廷正而天下治矣。(师第七)”其意思说,圣人是可以学的。通过先人启发后人,先知启发后知,教育办好了,好人就多了,朝庭施政才会公正,国家就会长治久安。

汝城古祠堂善于将家族对后人的教育有机融入在祠堂文化中,通过耕而优则商、商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祠这么一个社会及家庭教育循环,用标榜、启发、教育、奖励等措施,激励后人以圣贤为榜样,追求一种完美的人生境界。如汝城特有的各氏族在本祠堂举行一年一度的文课会,就是对所属范围的学童进行定期考试,评定名次,奖励优秀,并资助其赴县、州、省和京城应试,以激励学子的学习积极性,培养远大的志向。汝城历史上的“进士现象”和“监察御史现象”,可以说是理学文化与汝城古祠堂文化培育结下的硕果。

四是以治卫道的理学思想。周敦颐在《太极图说》中说:“立人极”,“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又说:“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鲜明地表明了对不同人和事的态度。因为人因境而变有刚恶、秉恶之分,伦常有不仁不义之徒,周敦颐因而在其理学思想中除了提倡教化之外,还强调“得刑以治”,即用法治理社会。在《通书》“刑第三十六”中指出:“圣人之法天,以政养万民,肃之以刑,民之盛也,欲动情胜,利害相攻,不止,则贼灭无伦焉,故得刑以治。”但刑不可滥用,一定要慎之又慎。因此,周敦颐进而认为:“主刑者,民之司命也,任用可不慎乎。”这既是自己对长期从事刑狱工作的总结,也是其理学中的法治内核。

在“皇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的中国古代社会,祠堂事实上填补了统治者地方管理的部分空间,充当了以治卫道的阵地。当然,这种治,是民间之自治,宗族之自治。

一个宗族、一个祠堂往往会以德高望重、年老辈高的长老为族长,辅以一批贤士或者富户、小家族的代表而形成一个族权,祠堂起到了维系族权的作用。这种家族政权有着独特的权力,制定族规族训、主持族内活动、行使祭祈权力、调解族内纠纷、评理家庭矛盾、主管宗族公产、牵头救济贫困、负责修缮祠堂、实施违规惩罚等。

大凡有祠堂的宗族,都有族规族训,有些大的宗族修定了族规族训,其支系的小家族不另修。族规大都从风俗、礼仪、财产、婚丧嫁娶等方面制定明确的规定,犹如一部家庭小宪法。族训主要有圣训,即皇帝的诏训;祖训,即先祖的训词;族训,大家族的训导;家训,对家庭的劝训等。汝城超过数百人口的姓氏,祠堂都会结合编修族谱,制定明确的族规族训,极有族教价值。如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所订的朱氏家训八条“孝父母、宜兄弟、教子孙、睦宗族、勤本业、崇俭朴、急输将、戒淫邪”,言简意赅却意味深长。再如欧阳氏家训十条“笃孝思、敦友恭、敬长上、肃闺门、勤职业、隆师传、睦宗族、息争讼、崇俭朴、急公务”,大致意思相同。马桥镇高村村还将禁赌和禁止偷砍树木、保护生态的族规镌刻石碑,镶嵌在祠堂的墙壁上,以告诫族人。何氏还有士训与农训、戒恶俗歌十二则、端穆祖训子书。

汝城古祠堂群饱含理学之内涵,工艺之精美,从内容和形式上都承载了理学的思想文化,倍受专家学者的重视和青睐。2006年,全国政协常委、中科院院士、湖南省政协副主席姚守拙率社科、文化、文物、城建等一行专家考察了汝城古祠堂。姚守拙院士赞美说,汝城古祠堂建造时代早,建筑精美,保存完整,文化底蕴深厚在全国实属罕见。他欣然命笔,题写了“古祠堂之乡”。多次来汝考察的省文物局专家认为,汝城古祠堂是古汉族文化的集中体现,具备申报世界历史文化遗产的条件。2012年,由中央文史研究馆组织编撰、中华书局出版发行的大型丛书《中国地域文化通览·湖南卷》,专题写有“传统乡土社会的活化石——汝城古祠堂群”一节。2013年3月,经国务院批准将汝城古祠堂群(含县城朱氏总祠,广安所李氏宗祠,金山卢氏家庙、叶氏家庙,范家中丞公祠、范氏家庙,先锋周氏宗祠、周氏家庙,外沙太保第,津江朱氏祠堂等9个点)和绣衣坊(含益道范家范氏家庙和中丞公祠)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还有一大批古祠堂先后被列为省市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由于汝城古祠堂生动地承载了理学文化,其功能得以延续发挥,吸引着一批批学者和游客前来观光考察。

(此文载于2014年1月《南岭论坛》杂志,作者系汝城县人大常委会主任、湖南省社会科学研究院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