汝城“新湖南”的产生
1926年5月，第一次国共合作后，北伐军由广东出师北伐，中共湖南省委和省总工会分别委派朱青勋、李涛（后为开国上将、任军委作战部部长）回到汝城，发动工农群众，响应支持北伐。同月，叶挺率领独立团进入汝城，与粤军谢文炳的前卫部队1000多人遭遇。独立团官兵冒雨战斗，占领县城，毙伤和俘虏200多敌人，北伐战争的前哨战一举告捷。这年6月，中国共产党汝城县支部成立，由朱青勋担任支部书记。随后，扩大为中共汝城特别支部。秋天，在全县区乡两级组织了农民协会，拥有会员近3万人，成立了县农协筹备处；各手工行业也组成了行业工会，成立了县总工会筹备处。这年冬，还成立了共青团组织。
工农群众有了党的领导和自己的组织，又在北伐军节节胜利的影响下，斗争积极性日益高涨，纷纷行动起来，提出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废除苛捐杂税等口号，开展增加工资、改善工人待遇、减租减息、平抑粮价、提倡男女平等革命活动，形成了轰轰烈烈的大规模的工农革命运动。
面对巨大的工农革命浪潮，汝城的反动势力一方面异常恐慌，一方面却企图反扑。在大恶霸何晋卿的主使和土匪胡凤璋的支持下，保商队队长朱扬荣于1926年12月3日领着保商队和团防局的武装冲击了县农民协会筹备处，并关押了朱青勋。广大工农群众知道了这个消息，非常激愤，立即派代表向县长吴昭治抗议。反动势力在工农革命群众压力下，被迫释放了朱青勋。朱青勋恢复自由后，立即通过党组织，号召全县工农群众起来反抗反动势力破坏革命运动的活动，逮捕了大恶霸何晋卿。保商队队长朱扬荣等怆惶逃离汝城。
1927年1月16日，汝城县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召开，出席代表300余人，成立了汝城县农民协会，范大徵任委员长，全县会员达3.6万人。同月，成立了妇女联合会，朱春荣当选为主任。1月23日，举行近万人的游行示威，将反动势力的头子何晋卿戴高帽子游街示众。2月，汝城县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召开，县总工会成立，李涛任委员长。同月，召开了商民代表大会，成立了县商民协会。3月12日，召开纪念孙中山逝世三周年群众大会，成立临时特别法庭，公开审判制造暴乱的主谋大土豪劣绅何晋卿，判其死刑，当日执行。
经过这次斗争，汝城的工农革命运动愈加高涨，加入农会、工会等各种革命组织的群众达5.6万人之多，占全县人口的三分之一。农民自卫军、工人纠察队和保商队发展到400多人，拥有400余支枪。党组织总结上次敌人反扑的教训，派范修之强行接收和改编了县保商队、县团防局和县警备队等武装，成立了汝城县农民自卫军和人民公安委员会，建立了革命武装。不久，又组成了工人纠察队和区乡农民自卫军。李涛任县工人纠察队队长，赖绍尧、宋裕和（解放后分别任军委总后勤部副部长、国家建工部副部长）分别任区乡农民自卫军大队长。4月，汝城县举办军事训练班，培训自卫军骨干，并开展插标分田，大规模进行土地革命。
这年5月21日，继蒋介石发动上海四一二事变及广州四一五事变后，长沙发生马日事变，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遭到扼杀，一时万马齐喑。然而，地处湘粤赣边际的汝城，工农革命运动却独树一帜，如火如荼，高潮迭起。粤东江、北江及湘南农军相继汇聚汝城。
这年5月，谭辅仁（解放后任昆明军区政委、云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55年授中将军衔）、邱志光等率仁化农军进入汝城。6月初，朱青勋、李涛等率县农民自卫军、工人纠察队、巡察队抗击反革命武装，接管了县政府。6月中旬，宜章高静山、永兴李一鼎、郴县李杰、桂东郭佑林、黄奇志等先后率领各县农军汇集汝城。6月下旬，吴振民、李芳歧（又名李运昌）率广东省农工救党军余部暨惠潮梅三州农军约千人，汇集汝城。汝城本县的工农武装，加上宜章、郴县、资兴、永兴、桂东等县以及惠潮梅农军，共约4000人，枪1000余支，在汝城继续开展工农革命运动。汝城工农革命运动，犹如黑夜中的电闪雷鸣，划破天空，为中国革命披上了新的曙光。
汝城工农革命运动积极作用和重大影响，被中共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誉为“新湖南”。中共湖南省党史研究室所著《中国共产党湖南历史》第一卷记载：“在白色恐怖笼罩全省的情况下，汝城一隅工农运动却是生机勃勃，被誉称为‘新湖南’和类似‘十月革命’前夜的‘彼得堡’”。至此，汝城工农革命运动已经超出了本县的范围。
汝城“新湖南”的发展
汝城工农革命斗争运动，不但受到中央高层领导的赞赏，而且引起了中央决策层的高度关注，助发了他们对中国革命发展道路的深度思考，直至影响了中央高层的决策，加强了对汝城工农革命斗争运动的支持，从而推动了汝城“新湖南”的纵深发展。1927年6月，惠潮梅农军派方临川、阳兴光、杨石魂等人去武汉向中央汇报工作。“中央军委周恩来同方谈过话，并指示广东惠潮梅农军不必来武汉，在汝城就地参加暴动”。7月初，中共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指示委派陈东日、武文元等军事干部数人来到汝城，组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二师、中共中央驻汝城特别工作委员会和湘南特别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以汝城为中心的湘南革命。中共广东区委委派任卓宣至汝城来协助训练和指挥。7月12日，中央计划在湘鄂粤赣四省，利用秋收时节农村阶级斗争尖锐的时刻，发动暴动。中央把毛泽东留在武汉，委托毛泽东指导湖南省委的工作，研究湖南军事形势和农民运动状况，筹划湖南的秋收起义。
7月中旬，毛泽东在武汉着手起草《湘南运动大纲》。其间，毛泽东多次给长沙的湖南省委成员写信，催促所需详细军事报告。毛泽东根据当时革命形势，把重点放在汝城，因为：一、毛泽东已有“上山”思想，在中共中央临时常委会上提出了“上山”，“保存武力”，“造成革命力量之中心”。二、汝城地理位置特殊重要。汝城地处偏僻山区农村，当湘粤赣三省之交，地势险要，进可上衡阳下广东攻占城市，退可在山区保存革命力量，是在1927年大革命和各地革命运动失败后,保存革命力量和扩大革命力量的理想区域。三、汝城革命基础独好。党在汝城已有自己领导下的革命武装，以汝城、桂东、永兴、郴县、宜章、资兴等县以及广东东江地区（惠潮梅）农军共约4000人。汝城加入农会、工会等组织的群众达6万人之多，并且实行了“一切权力归农会”、工农专政，已成武装割据之势。
7月下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支打出工农革命军旗号的武装——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二师在汝城组建成立。陈东日任中共中央军事部驻汝城特派员、中共前委委员、湖南军委委员、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二师师长，任卓宣任湘南军事特别委员会书记，吴振民任副师长，武文元任参谋长。惠潮梅农军改编为第二师一团，李芳歧任第一团党代表，吴振民兼任第一团团长；汝城农军改编为第二团，朱青勋任第二团党代表，何举成任第二团团长；宜章、郴县、资兴、永兴、桂东等县农军改编为第三团，高静山任第三团团长。湘南军事特别委员会和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二师师部分别设在津江村土豪朱扬荣、朱雄万旧宅院内。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面军旗从而在汝城升起。
7月底，《湘南运动大纲》拟就，此为毛泽东首篇军事文著。8月1日，中共中央通过《湘南运动大纲》，并分别致函湖南和江西。《湘南运动大纲》内容为：“一、湘南特别运动以汝城县为中心，由此中心进而占领桂东、宜章、郴州等四五县，成一政治形势，组织一政府模样的革命指挥机关，实行土地革命，与长沙之唐政府对抗，与湘西之反唐部队取联络。此湘南政府之作用有三：（一）使唐在湖南本未稳定之统治，更趋于不稳定，激起唐部下之迅速分化。（二）为全省农民暴动的先锋队。（三）造成革命力量之中心，以达推翻唐政府之目的。二、军力方面：（一）请中央命令彭湃同志勿将现在汝城之粤农军他调。（二）浏（阳）、平（江）军千人立即由郭亮率领赴汝城。（三）江西革命军中调一团人赴汝城。右三部分共兵力约一师，以革命军一团作中坚，至少有占领五县以上的把握。三、湘南须受江西革命领导机关的指挥，革命的粤政府成立，则受粤政府指挥，并供给其需要。中央应命令江西方面执行此计划。四、党的湘南特别委员会，受湖南省委的指挥，在交通阻隔时候得独立行使职权。”
8月3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这个大纲对湖南秋收暴动的部署，依照毛泽东起草的《湘南运动大纲》中的意见，规定：“准备于不久时期内在湘南计划一湘南政府，建设革命政权及一切革命团体，在广东革命委员会指挥之下。现即须组织湘南特别委员会，受省委指挥，于交通不灵通时得有独立指挥此委员会所能活动的地方工作。特委：夏曦、郭亮、泽东、卓宣”。
8月7日，中共中央临时常委会在《关于组织湘南革命政府以及特别委员会问题》中决定以毛泽东为书记组织湘南特委。并致函给南昌起义前委，指示：“分一团或二团交由郭亮处，希率领到湘南占据郴、宜、汝一带，组织湘南革命政府，受前委的指挥”。9日，在中共中央临时常委会议上，针对一些同志以广东为中心的斗争思路，毛泽东强调“要在湘南形成一师的武装，占据五六县，形成一政治基础，发展全省的土地革命，纵然失败也不用去广东而应上山”。
8月15日拂晓，国民党第十六军3个团，勾结汝城土匪何其朗，向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二师发起了突然袭击。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二师仓促应战，因防卫失利，弹药不足，被迫撤离汝城。副师长吴振民、二团党代表朱青勋等在战斗中壮烈牺牲，许多农军被冲散。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二师突围出来的500余人由何举成等率领，转战湘赣边界。9月初，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二师在江西上犹营前圩奉命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二师第一团。24日，第二师第一团打着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补充团的旗号，在团长何举成率领下，从江西营前进入桂东。26日夜，第一团以宴请为名，活捉县长谢宪章、挨户团团长郭俊良和土豪劣绅20余人，释放了被关押的革命群众，举起缀有铁锤镰刀的大红旗，宣布武装起义。28日攻克汝城县城，活捉了国民党县清党委员何沛霖，张贴了二师一团布告（现收藏于保靖县档案馆），成立了全国第一个工农革命政府——汝城县苏维埃政府。府址设上黄门老街黄氏宗祠。对此，黄仲芳教授认为：“据我们查证史料，全国最早建立县级苏维埃政权的是湘南的汝城县。”攻战汝城时，东江农军与大部队失去联系，李运昌等人在县农协委员长范大徵护送下前往寻找南昌起义军，其余分两三人一组，结伴离开汝城。不久，二师一团得知朱德率部在韶关，为保存革命力量，何举成率部开赴广东乐昌，与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军汇合，署国民党十六军特务营番号。
桂东汝城秋收起义，打响了湘南秋收起义第一枪，为后来的宜章年关暴动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正如袁伟等编写的《土地革命战斗时期各地武装起义·湖南》中评价：“桂汝秋收起义连克两座县城，并建立了汝城县苏维埃政权，实现了中共湖南省委的起义计划，对湘南地区武装斗争产生了重要影响。”
中共中央《湘南运动大纲》的出台，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二师的成立，桂汝秋收起义，汝城县苏维埃政府的建立，使得汝城“新湖南”运动发生了质的变化，初显武装割据之态势，在中国早期革命发展中迈出了崭新的一步。
汝城“新湖南”的升华
汝城“新湖南”运动是中国革命发展道路上大胆有益的探索，虽然发展中遭遇了一些挫折，走了一些弯路，但为湘南暴动在汝城策划、在湘南举行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提供了经验，汝城“新湖南”运动也由此得到了升华。1927年10月上旬，朱德、陈毅率南昌起义余部向闽粤赣边界地区转移。7日，抵达饶平以北的茂芝。上午在茂芝的全德学校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朱德、周士第、陈毅等二十多人。经过热烈讨论，朱德把大家的意见归纳为四条：“第一，我们和上级的联系已断，要尽快找到上级党取得联系，以便取得上级的指示；第二，我们要保存这支军队，作为革命种子，就要找到一块既隐蔽又有群众基础的立足点。湘粤赣边界地区，是敌人兵力薄弱的地方，是个三不管的地带，这一带农民运动搞得早，支援北伐最得力，我们应当以此为立足点；第三，据最新情报看，敌人已从南、西、北方面向我靠拢，我们要从东北方向穿插出去。现在敌强我弱，我军又是孤立无援，所存弹药不多。行动上要隐蔽，沿边界避敌穿插行进；第四，要继续对全军做艰苦的政治思想工作，要发挥党团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坚决扭转对革命失却信心的混乱思想，安定军心，更要防止一些失败主义者自由离队，拖枪逃跑，甚至叛变投敌的严重事件发生。会议否决了少数同志关于解散队伍的提议。会议上的军事决议，简单地说，就是：隐蔽北上，穿山西进，直奔湘南”。朱德此前获知中央《湘南运动大纲》精神，考虑到汝城有良好革命基础和地理位置，加上驻扎在韶关的国民党十六军军长范石生是其云南陆军讲武堂同学，驻扎在汝城的十六军四十七师的师长曾曰唯是其昔日学生，于是，带着周恩来为备同范石生部队联系，在南昌起义部队南下之初，亲自给朱德准备的组织介绍信，率部直赴湘南。
在向湘南进军途中，朱德、陈毅为了巩固这支起义军余部，保存革命火种，适时在赣南进行了三次整顿。这就是天心圩整顿、大余整编、上堡整训，史称“赣南三整”。
11月上旬，朱德、陈毅部队移驻湘粤赣三省交界与汝城相临的江西崇义县上堡、文英、古亭一带山区。首先，打走了占山为王作恶多端的汝城土匪何其朗部，收缴了地主武装，控制了这个山区。同时，整顿了原来的关卡，收了点税，以解决部队的给养。在上堡一带山区时，与湘赣边秋收起义部队一个营（营长张子清）相遇，队伍得到壮大。这时，刘雄、赖鉴冰领导的汝桂边区和何举成为团长的二师一团派出的何跃生、叶愈蕃找到朱德部，担任向导。为与范石生取得联系，朱德在11月2日根据从报上获悉的地址，给范石生写了一封长信，表明了联合反蒋之意。为和毛泽东尽早取得联系，朱德委派毛泽东的胞弟毛泽覃前去与毛泽东联系。11月17日，驻防在粤北仁化、乐昌和湘南汝城一带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军长范石生派参谋韦伯萃（共产党员）来和朱德联系，带来了范石生给朱德回信：“春城一别，匆匆数载。兄怀救国救民大志，远渡重洋，寻求兴邦救国之道。而南昌一举，世人瞩目，弟感佩良深，今虽暂处逆境之中，然中原逐鹿，各方崛起，鹿死谁手，仍未可知。来信所论诸点，愚意可行，弟当勉为助。兄若再起东山，则来日前途不可量矣！弟今寄人篱下，终非久计，正欲与兄共商良策，以谋自立自强。希即在驾汝城，到曰唯处一晤，专此恭候。”
朱德在上堡收信后，认为发动革命武装斗争时机成熟，即派汝城籍党员赖鉴冰通知湘南粤北各地的党组织，于11月26日在汝城召开部队与各县党组织负责人的联席会议，共同策划湘南起义。
11月18日，朱德首先率教导团从崇义的上堡出发，在途经汝城壕头圩时，有过一次惊险的遭遇：朱德住在一个祠堂里，半夜间突然被土匪何其朗部包围，土匪冲进祠堂，问朱德：“你是什么人？”朱德说：“我是伙头。”土匪又问，“你们的司令在哪里？”朱德指着后面的房子说：“住在那边。”由于朱德穿着简朴，同士兵没有什么区别，土匪信了，就往后去。朱德转身从窗户里跳出，脱离了危险。朱德进驻汝城后，陈毅随即率南昌起义军余部进入汝城。
11月20至21日，朱德先后在汝城储能学校及津江村上古员外家中与范石生的代表曾曰唯和范石生分别进行了两天谈判。朱德回忆谈判时提出了三个条件：“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党什么时候调我们走，我们就什么时候走；给我们的物资补充，完全由我们支配；我们内部组织和训练工作等，完全照我们的决定办，他不得进行干涉”。经过谈判，双方达成协议：一，同意朱德提出的部队编制、组织不变，要走随时可走的原则；二，起义军改用第十六军四十六师一四○团的番号，朱德化名王楷，任四十六师副师长兼一四○团团长（不久，范又委任朱为第十六军总参议），陈毅任团政治指导员，王尔琢任团参谋长；三，按一个团的编制，先发一个月的薪饷，并立即发放弹药和被服。嗣后，又将张子清、伍中豪的一个营改称为第一四一团，将何举成带领的中国工农革命军二师一团改称为第十六军特务营。为统一这三支部队及十六军原有共产党组织的党的领导，秘密建立了中共第十六军军委，陈毅任书记。
通过谈判合作，朱德属部得到了物资给养上的支持，稳定了军心；得到了装备上的支持，武装了部队；得到了环境上的宽松，重振了队伍。帮助整理《何长工回忆录》的国防大学研究生院政委康海曾回忆，何长工曾说过一句令他震惊的话:“没有范石生的帮助，就没有朱毛井冈山会师；没有井冈山会师，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
11月26日至28日，朱德与陈毅利用合作良机所营造的宽松环境，先后在汝城衡永会馆及津江朱雄万宅院召开湘南粤北各县党组织负责人会议，讨论和布置湘南年关暴动。参会人有：南昌起义部队，朱德、陈毅、王尔琢；郴县，夏明震；宜章，杨子达、毛科文（中央五大候补委员）、彭晒；桂东，郭佑林；汝城，何日升；资兴，黄义行；耒阳，谢竹峰；乐昌，李光中；仁化，阮啸仙；始兴，梁明哲等县负责人，史称“汝城会议”。会议简要介绍了与范石生谈判合作的情况，各地代表分别介绍了中央颁发《湘南运动大纲》及“八七会议”以来的情况，分析了湘南粤北各县区革命斗争形势，形成了会议决定。决定：12月中旬，以南昌起义部队为先锋，各县区配合组织，以汝城为中心，组织革命武装，发动湘南暴动，建立苏维埃政府，开展土地革命，实现湘南割据。同时，研究部署了具体行动计划。对此，朱德在《从南昌起义到上井冈山》一文中回忆说：“为准备湘南暴动，我们就在汝城召开了衡阳所属各县县委书记会议进行讨论和布置。”汝城会议为湘南暴动在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作了必要的准备，是湘南起义纲领性、方向性的重要会议，对湘南起义起了决定性作用。会后，与会代表回到各地，及时传达汝城会议精神，积极开展筹划工作。朱德住在津江村，陈毅住在锦堂村，发动工农革命，扩大武装队伍。仅津江就有200多人报名加入了南昌起义部队。朱德还为津江村朱氏祠堂题赠了“世界一家”的牌匾。朱德率部离开汝城后，汝城仍有不少革命分子追随参军。如开国上将朱良才等，就是由县委书记何日升介绍给朱德，直接到耒阳参加湘南暴动的。
12月上旬，朱德接中央指示，南下驰援广州起义进入粤北。但到粤北时，广州起义已告失败，部队即移驻韶关犁铺头进行整休。
1928年初，蒋介石发觉南昌起义军余部隐蔽在范石生部队里，立即下令要范石生解除起义军的武装，抓捕朱德。在这万分紧急的情况下，范石生支持朱德率部实现了撤离转移。二师一团因行动迟缓，在十六军王甲本团突然袭击时，损伤大半，仅有李涛、宋裕和等小部分农军成功突围。来到乐昌扬家寨（原属乳源）后，朱德与陈毅、王尔琢、龚楚等一起决定“实现汝城会议决议，发动湘南暴动”。
1928年1月12日，湘南暴动在宜章首发。暴动一发生，顿时就有湘南粤北各县的党组织和工农群众积极响应，参与起义近100万人，历时3个多月。正如朱德回忆录中说：“宜章首义后，湘南各县的地方党组织就来和我们联系，要求建立地方武装。我们支持他们。首先是帮助宜章县组织一个地方团；我们攻下郴州后，又帮助郴州组织了一个团。之后，我们相继攻下耒阳、资兴、永兴、桂东、汝城等县城，茶陵、安仁、酃县也举行了暴动。共有十一个县的群众行动起来了，并且组织了自己的地方武装，在地方党的领导下，打倒土豪劣绅，推翻反动政权。这就是一九二八年初的湘南暴动（当时称年关暴动）”。湘南暴动三个多月内，湘南粤北许多县组建了地方工农武装，成立了十多个县苏维埃政府，大部分县乡开展了插标分田运动，基本实现了“汝城会议”所确定的起义目标。
起义中，经过了汝城“新湖南”洗礼的湘南粤北农军参加了湘南暴动，并影响带动了近百万的工农群众，其中有近万名农军随朱德、陈毅上了井冈山。后来，这些农军中有许多人成为了井冈山红四军的骨干，有的后来担任了重要领导职务。如何日升任赣南兴国县委书记，陈东日任红军学校校长兼党委书记，邓毅刚任红军三十五军军长，朱良才为开国上将、北京军区第一政委，萧新槐为开国中将、山西省军区司令员，赖绍尧任江西省政协副主席等。
1928年3月中旬，湘桂军阀休战“言和”，在蒋介石的调停下，湘粤军阀也联合起来，调兵遣将，形成南北夹击之势，会剿湘南起义军。朱德吸取南昌起义军主力失败的沉痛教训，坚决主张保存南昌起义的火种和湘南起义的武装力量，避敌锋芒，主动转移，毅然率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1928年2月成立）和湘南农军撤离湘南，向井冈山靠拢。
1928年3月下旬，湘南特委即派军事部长周鲁上井冈山，命令毛泽东率部进军湘南汝城，然后与湖南其他5县(宜章、郴州、耒阳、永兴、资兴)连成一片，建立湘南政权。但毛泽东坚持从实际出发，果断决定接应湘南起义部队上井冈山。
4月3日，毛泽东在赴汝城途经桂东沙田时颁布“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由赖鉴冰担任记录员。6日，毛泽东率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1927年9月成立）第一团在寒岭界击败汝城“宣抚团”团长、湘粤赣边防保安司令何其朗部，进入汝城县田庄乡，毛泽东住宿田庄圩指头春药店。当晚，钟碧楚在指头春药店汇报汝城革命情况。7日，毛泽东率部由汝城田庄圩出发，然后经水口、迳口，进入土桥，驻黄家村。8日，击败号称“湘南王”的江西赣南保安中将司令胡凤璋部，攻占汝城县城。9日，撤出县城返回田庄圩。10日，由田庄经南洞抵资兴龙溪洞，与肖克率领的部分湘南起义农军会合。11日，在炎陵十都万寿宫首次与朱德握手相会。然后，各率部在井冈山会师。
纵观历史，湘南起义，从汝城“新湖南”萌生、周恩来指示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二师开始酝酿、中央通过毛泽东起草的《湘南运动大纲》发出号召、桂汝秋收起义探索、首个苏维埃政府在汝城成立、朱德与范石生谈判合作振军、“汝城会议”策划部署、地方党组织密切配合、发起宜章首义、设立郴州总指挥部及周边10多个县群众响应形成高潮、主动经资兴桂东安仁成功撤离、直至毛泽东阻敌接应、在桂东颁布“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毛泽东与朱德在炎陵首次握手相会，经历了一个完整的历程。湘南起义历程中，革命风暴遍及二十几个县，近百万人参加了起义。在组织大规模武装斗争与工农运动相结合、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并举、武装夺取政权及政权建设、党领导人民军队建设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实行武装割据的崭新局面；实现了武装斗争重心由城市向农村的成功转移，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充实了重要力量，其意义重大深远，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上树立了不朽的丰碑。与此相比，汝城“新湖南”革命斗争好像是湘南起义黎明前的夜鸣曲。然而，前期的英勇探索，甚至受挫的教训，特别是斗争中光荣牺牲的革命先辈的鲜血，为湘南起义的成功举行作了极为重要的前期铺垫而显得弥足珍贵。
追寻中国革命早期发展历程，历史已雄辩证明：汝城“新湖南”运动引发了湘南起义，并为湘南起义在思想、理论、工农革命力量以及实践经验上奠定了良好基础。毛泽东起草的《湘南运动大纲》是对汝城“新湖南”工农革命运动经验的总结和升华。湘南起义是对中央《湘南运动大纲》等重要决策的伟大实践，开创了武装革命斗争和工农革命运动相结合的先河，谱写了武装斗争与土地革命相结合，工农武装割据的崭新篇章。
总结历史，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伟人重视和赞赏汝城“新湖南”，他们对汝城工农革命运动高度肯定，以及在汝城“新湖南”基础上所展开的一系列革命活动，体现了一代伟人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上的认识趋同，开启了中国武装革命斗争和工农革命运动、武装斗争与土地革命相结合的新的革命征程。
（本文2011年4月发表于《南岭论坛》杂志，2013年入选中央红军西路军攻占汝城研讨会论文，汇编入中央党史出版社《中央红军西路军攻占汝城研究文集》，，作者系汝城县人大常委会主任、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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